装死的心理学_死亡_孟乔森_威廉·格罗特

文中出现的“代理孟乔森综合征”,为方便理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部名为《逃跑》 (Run,2020)的电影,电影内容我在此就不剧透了。

“代理孟乔森综合征”是指照顾者故意夸大或捏造受照顾者的生理、心理、行为或精神问题,甚或促成该等问题的心理疾病。这听起来似乎也没什么,但现实案例中,一位名叫贝弗丽·艾莉特(Beverley Allitt)的英国儿科护士在工作期间,向病童注射会导致心脏停止跳动的氯化钾和造成低血糖的胰岛素,共造成了4名儿童死亡。艾莉特的杀人动机一直没有最终的解释,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她是典型的“代理孟乔森综合征”者——意图通过伪造他人罹患病症来获得外界对自身的关注。

为与皇室家族一刀两断,为转行当海盗,为在战后寻求安静生活……历史上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虽然装死大多是为了逃避破产和婚姻,但对有些人来说,扮演死亡是唯一让自己感觉活着的方式。

根据心理学家和装死研究者的说法,很多伪装死亡的人都一种边缘感,他们希望自己的存在可以更有价值。自互联网发明以来,伪造的方法与时俱进,而动机仍然错综复杂。当我们深入挖掘其背后的真相,发现它揭示了许多关于对生死、重塑、绝望,乃至对自我尊重的理解。

“绝大多数人伪造死亡是因为婚姻或者财务问题,他们感到自己被抵到一堵巨大的墙上,动弹不得,”作家伊丽莎白·格林伍德(Elizabeth Greenwood)解释道。在撰写《装死:穿越死亡欺诈世界的旅程》( Playing Dead: A Journey Through The World Of Death Fraud )一书时,她翻阅大量研究资料,发现许多案例的起因都是某种困局。

“对他们来说,情况十分紧急,装死迫在眉睫。客观上是不是这样另说,但主观上他们真的觉得伪造死亡可以拯救自己的生命,”格林伍德说。

许多著名的死亡造假案件的起因都是无法克服的紧急财务困境。不管是为了骗保单还是逃债,这些骗子处心积虑伪造了一切。假装划船失踪?可以。疑似被泰米尔叛军谋杀?也可。

不过有些人真的是要跑路,比如作家和探险家肯·凯西(Ken Kesey),因为持有而面临被捕的他,把自己的卡车停在海边并留了一张字条,然后转身潜入墨西哥。当时,“迷幻大师自杀!“的头条登上了各大媒体,可惜当局并不买账。

当然,有人装死是为了使阴招,比如一手策划庞氏骗局,卷走投资者数亿美元的前对冲基金经理塞缪尔·伊斯雷尔三世(Samuel Israel III),在要去监狱报到的那天,他把自己的车停在纽约州一座大桥上,上面留了一张落了灰的字条,写着:“自杀并不痛苦“(Suicide Is Painless,喜剧《M*A*S*H》电视剧主题曲名)。被通缉几周之后,他在马萨诸塞州被捕。

格林伍德认为,这些人觉得可以抛弃从前的自己,就像过去从未发生一样。“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念头,自己的部分人生可以像做手术一样被摘除,不管是法律上的麻烦还是错误的决定,摆脱掉以后就可以继续生活,或者暂时解决问题,“她说,”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把生命分成“生“和”死“两部分,或者就是普通的装死,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还是很难以理解的。在许多案例中,被逼到绝境的人根本不会解释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管这些理由是关于切断过去,还是关于重启未来。

比如,纳什维尔律师威廉·格罗特(William Grothe)弃置了自己的汽车和个人物品,然后逃离现场后,以凶手身份报警谎称自己谋杀了格罗特,就官方公共记录来说,人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究竟是什么原因把他逼上了末路。当局很快揭穿了他的诡计,他被判处五年缓刑,每月32小时社区服务,并支付13000美元的政府搜查费用。

据说,格罗特在审判中对自己的行为是这么陈述的:“我去了谢尔比公园,把车子停在那里,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脑海中进行了一个仪式,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世界来说我已经死了。”

的确,极端心理压力可能是装死的导火索,但无论报告中有没有此种催化剂的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被判定是精神问题。不过,根据根据阿拉巴马大学精神病学临床教授和心理学副教授马克·费尔德曼博士(Dr. Marc Feldman)的说法,某些特定的心理障碍必然会导致这种行为。

费尔德曼专门研究人为障碍(factitious disorder,过去被称为“孟乔森综合征”)及其他一些涉及伪装疾病的行为。他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说,“许多人把伪装死亡归因于有形的现实原因——从债务、婚姻危机等等中逃离,直到风平浪静时以另一重身份偷偷回来。这种行为与人为障碍的症状非常相似。”

人为障碍患者一般会假装或者夸大自己的病情,以便获得他人的注意,或者控制他人。而装病的特点则是“巧妙策划“以获得有形优势,而非情感上的优势,并不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然而,由于这些动机经常重叠,外行人往往难以区分两者。

他还强调,没有任何症状或疾病超出人为障碍案例的已知范围。“为了获取情感上的满足,或者打发无聊,人们用各式各样的病作为理由;虽然听起来有点小题大做,但是人确实会这样。”

“人格障碍意味着长期以非常规手段满足自己的需求,比起语言,更多的是带有伤害性的行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有人格障碍,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自恋型人格障碍,“除非你知道或者假定病人有精神问题,否则人为障碍很难解释。”

“勋爵” 蒂莫西·德克斯特,一个怪人的全身肖像和他的狗,作者詹姆斯·阿金(James Akin),1805年雕版,1806年出版

例如自称是“勋爵”的蒂莫西·德克斯特(Timothy Dexter),一位18世纪的美国商人和著名 怪人,就不太像是得了人为障碍(但可能是其他原因)。德克斯特一生都在打造面子工程,为了争取人们的钦佩和上层社会的尊重,他在自己的庄园里摆满了荣誉雕像(包括他自己的雕像)。还有一则趣闻,据说他给自己策划了守灵活动,然后因为妻子哀悼的力度不够,他便从隐匿处走出来训她。

人为障碍似乎也不适用于论坛用户M·奥蒂斯·比尔德(M Otis Beard),他在网上发帖上演了一场死亡的戏码,又在其他用户的质疑声中回来。正如《连线》(Wired)报道所说,“在愉快宣告‘我死亡的流言被过分夸大’之后,比尔德声称他的‘小小逃亡’是一种测试社群群体意识的方法,在被揭发时提供一种另类的宣泄感。”

在粉丝文化里有种行为被称为“伪造自杀”,费尔德曼说,其中所涉及的情感和社会舆论,使它成为一种具有强力、并在某些方面越来越频繁被使用的欺骗和控制的方法。“人为障碍不只是为了得到关注,它也可以是为了操纵他人,”他说,“没有什么比自杀更能抓住人心。”

费尔德曼回忆起密歇根州的一个案例:一名男子因精神问题和毒瘾住院,“他似乎表现得很好,工作人员安排了适当的出院,并制定了善后计划”。第二天,该男子所谓的父亲打来电话,说他在出院后那晚自杀身亡。

“事实证明,打电话的人就是该男子,他有虐待狂倾向,并且知道这样做会给工作人员带来很深的痛苦,”费尔德曼解释道。最终骗局被揭穿,并非由病人承认,而是通过查看密歇根州的死亡人员数据库:他不在里面。

“为了谎称自己已经自杀,你必须具备登峰造极的操纵能力,”费尔德曼说。“这太让人不爽了:与伪装死亡的人不同,患有人为障碍的人往往希望在某种形式上被承认。”

经过多年来对数百个案例的研究,费尔德曼认为假死并非高发案例,但找出准确的发生时间却并不容易。“常识告诉我,人为障碍导致的自杀是罕见的,但精神病学文献没有提供频率方面的参考。”

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伪装死亡“(pseudocide)和“假死”(pseucide)这两个词语一直被混淆使用。“因为这种不断变化的定义,目前不可能进行统计,我甚至怀疑联邦调查局都没有持续跟踪。”

然而近年来,科技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伪造死亡的案例浮出水面,费尔德曼认为,“互联网孟乔森综合征“的患者数量正在稳步增长。简而言之,为获得同情的传统手法是在自己或他人身上造假装病(如代理孟乔森征),而现在可以在网上迅速做到这一点;伪造死亡也是如此。

2009年,费德尔曼告诉《连线》:“互联网的便捷及其随时可访问的特征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互联网孟乔森征’的传播。”事实上,互联网孟乔森征比现实中的孟乔森征更加普遍……使用网络来研究医疗状况、发布医学谬论以及与他人接触非常容易,都不需要费力装病。”

在网络上,这些行为表现为一些用户伪造自己生病或者发明角色(a.k.a.马甲),伪装他人死亡,或者用户自己的。费尔德曼说,他还遇到一些案例指出有些人认为自己被忽视或虐待,就在网上伪造自己的自杀作为回应。有人参与了网上的兴趣小组,或者精神/情绪障碍的支持小组,然后“有人发帖说他们死了,因为这个小组没帮到他们”。

在过去十年中,虽然在网上伪装开始变难了,但人们并没有停止。而且,无论是否患有人为障碍,网络医学恶作剧都和心理上反复出现的问题有关。“许多人都很孤独,而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持续的无条件支持的来源。”

关于人们实施数字或者现实生活中的自杀背后的原因,同样也存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因素网络,”费尔德曼说,“人们可能为了惩罚别人而假装自杀,也有可能是一种偷窥的动机,想看看自己死了以后别人都有什么反应。我们都幻想过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有谁会来参加我们的葬礼。”

不管我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是否具有高度风险,绝大多数人都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死亡:自己或家人的死亡,以及它与正在行进的生活之间的关系。

研究员谢尔顿·所罗门(Sheldon Solomon)花了几十年时间研究我们对死亡的感觉和反应,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伪装死亡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念头。

“伪装死亡的目的是欺诈,”所罗门说。“但是你也可以想象,站在存在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对于一些人来说这的确诱人,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将往事一笔勾销,清空历史;但是从个人来看,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也很难由此产生自我价值认同。”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抱有死后被怀念,被珍惜的幻想,这与所罗门和他的同事们在研究中发现的关于对生活的基本心态是一致的。“基于我们的研究,我们认为因为人类具有意识,所以在不同程度上知道自己的死亡必然性,于是会在生命的长度上探其价值深度。”

“一方面,具备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智慧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尤其对于我们的最后一刻来讲,是很鼓舞的。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有足够的智慧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你也同样能够意识到,就像一切活着的事物,你的生命具有有限的长度,并且可以在任何时刻结束,而你无权参与死神的计划亦无法阻挡它的脚步。”

“从全局来看,你是一粒无足轻重的碳基尘埃,出生的时间和地点都不是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存在一小段时间,接着在深不可测的宇宙中过期了。这想法很颓,有可能削弱我们的意志。” 他提到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的观点,即我们是如何被“提供社会规则,使我们能够在意义的世界中把自己视为有价值的人”的信仰体系所吸引的。

所罗门指出,自尊不是自恋,它有助于缓冲我们对死亡的焦虑。所罗门和他的团队在众多研究中发现,提到死亡会带出我们戒备防御的一面,使我们对自然和非人类动物更具攻击性,并加剧现有的精神障碍或恐惧。

所罗门说,我们对死亡的不适似乎也让我们更可能“浪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吃得更多,买得更多,这可能符合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想法,即我们“被琐碎的东西所安抚,社交媒体也是其中之一。”

所罗门说,“自尊”这个词伴随着大多数人的成长,但我们常常忘记它的含义。“有人把它等同于自我放纵,我们不同意这个说法。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一个人的房间》( A Room of One’s Own )中写到的,‘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就像摇篮里的婴儿。’”

“这看上去像是心理学上的洞见,但其实是常识,”所罗门继续道,“有能力和胆量,最终以自己的现有条件接受自己。在心理健康方面,我认为这是最高追求。”

因为到最后,不管拥有多少,似乎我们对自己的存在总是缺乏安全感,而这时,我们不应该过于依靠像这样的建议——“伪装下去,一直到你成功为止,”或是他人对成功的定义。在装死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中,有太多悲催的例子证明,在价值观上妥协,会让一切脱离轨道。

例如1974年,英国议员约翰·斯通豪斯(John Stonehouse,上图)失踪,在20年的雄心勃勃的政治生涯之后,他被推定淹死在迈阿密海岸。一年后,他被发现还活着,虽然在他缺席期间,关于他是间谍的猜测后来被证明是真的(本案的许多惊人细节之一),但《卫报》在2013年解释道,这仍然“可能不是他假装死亡的原因”。

斯通豪斯曾与他的秘书一起逃往澳大利亚,并卷入过一个慈善机构的财务问题,他于1975年10月就自己的行为向下议院发表了讲话。他描述了在他假装死亡之前发生的“精神病自杀”,并经常以第三人称提到他的真实自我:

一个新的平行人格接管了我,对我来说它是陌生的,它鄙视我过去几年在公众生活中的虚伪和欺骗。原来他在政治生活中的理想完全受挫导致了那个人的崩溃和毁灭,并最终被他无法控制的事件摧毁,这些事件最终压倒了他……”

巨大的压力让他无处可逃,这些压力压榨着原人格的生存意志。生活和工作的一切似乎都被诅咒了……原来那个人已经成为自己、家人和朋友的负担。他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所以不得不离开。

对于为何有人会选择在精神上自杀,或者如何理解这种分裂,我们也许永远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有些人带着恐惧或者愤怒面对生活和死亡,只专注于控制生命的落幕。然而,只有试图创造自己的意义与价值,才能在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现实和唯一的生命之中占一席之地。